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0月29日刊登题为《自由世界秩序能在动荡的时代幸存吗？》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斯图尔特·戈特利布。全文摘编如下：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为当代世界秩序——通常被称为二战后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争论不休。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现存秩序出现之前的世界政治充斥着历史上最血腥的全球和地区冲突，大多数有识之士希望避免回到那种混乱的状态。

但是，如果所有关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未来的喧嚣都掩盖了其最重要的弱点和面临的威胁的复杂性呢？更糟糕的是，如果提出解决方案的人们只是在过去错误设想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呢？

这种自由主义秩序（或者乔·拜登总统和其他西方精英喜欢称之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危机感。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自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遇恐怖袭击后对恐怖主义发动大规模军事化打击，2008年的全球金融崩溃，更不用说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人们对当前世界秩序的缺陷和挑战进行了大量反思。

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欧美不断升级的能源和通胀危机，都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许多西方人似乎认为，如果北约为了对抗俄罗斯而进一步扩张，如果西方全面致力于更迅速地从化石燃料向“净零碳排放”转变，西方“基于规则的秩序”就可以无限期统治世界政治。

这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否得到承认，压力显然正在向世界政治的剧烈变革时刻累积。

10月30日，以色列安全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里科以南一起袭击事件的现场工作。（新华社发）

回想1914年世界是如何达到那样一个危机点的，一切都非常清晰：相信自己将永远统治的帝国列强；欧洲僵化的军事联盟体系，一旦出现麻烦迹象，就随时准备打击敌人；多民族帝国国内的独立运动，常常致力于利用政治暴力来实现独立。

1914年6月，一个暴力场景引发了战争，当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有人可能称之为恐怖分子）暗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着历史上的那些时刻之一；子孙后代会疑惑，我们怎么会看不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区别于帝国，我们拥有声称维护“普世价值”的自由世界秩序，而西方许多人——从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得到启示——认为这代表了世界政治中“历史的终结”。

区别于僵化的联盟，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北约军事联盟，据拜登说，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联盟不再只是保卫欧洲，而是“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同时，区别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反帝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在欧洲各地暗杀王室成员和国家元首——甚至在1901年对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实施刺杀，如今出现了寻求造成大规模伤亡的全球化恐怖主义，尤其是“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运动，西方国家内部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恐怖分子也寻求制造大量伤亡和政治动荡。

需要明确的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已经证明为国内政治和经济体系提供了最好的基础，而且如果得到有效利用，还能积极影响全球政治。在冷战结束后的早期，世界见证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佳表现：将自由和机会扩展到世界上从未拥有过它们的地区，特别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印度，并帮助拉动数亿人摆脱贫困。

然而，近几十年来，西方对自由秩序的管理偏离了其有效路径，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傲慢自大以及西方精英几乎普遍确信，自由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组织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唯一合法途径。这种狂妄自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度扩张，助长了严重的对抗运动的出现，这些运动对世界秩序构成了三重威胁。

首先是来自强大的非西方国家的挑战，包括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程度较轻的）印度，甚至是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各国都日益将西方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视为一项逐渐消退的事业，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计划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以适应后西方世界。

第二重威胁来自强大的非国家行为者，最重要的是“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运动。它们认为“9·11”以来的21年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两场血腥和代价高昂的战争，同时还发动了花费巨大的、有争议的（而且仍在继续的）全球反恐战争。

第三是重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西方世界自身内部的挑战，尤其是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荷兰和德国等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显而易见，没有自由民主国家领导，就没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整个西方，数以百万计的选民正在奋起反抗自由开放的许多方面，包括全球化、移民以及与绿色转型相关的越来越高的能源成本。西方统治精英对这些合理的不满情绪不屑一顾，只能说后果自负。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