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近日就“平权法案”或AA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司法交锋，此次诉讼的案由是“大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起诉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申请人。如果诉讼请求获得最高法院支持，意味着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平权法案”也将在教育领域寿终正寝，或标志美国制度文化以数十年为周期的新一轮“向右”钟摆。

出自老华人之口的旧译“平权法案”其实是一个不甚精准的意译，“affirmative action”，字面意思为“肯定性行动”或“积极措施”，但考虑到1950、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背景，这样翻译倒也表达了其所产生的源头与动因。

AA法案不是指单独的一个法案，而是一系列行政命令、联邦立法与司法判例的总括。约翰逊总统实施平权政策，旨在消除教育、就业、福利等领域的“种族歧视”，回应黑人民权运动的核心诉求。

数十年来，AA法案在自由派进步叙事的加持下又博得了“多样化”与“政治正确”的光环，在“系统性种族主义”与“种族批判理论”这些新兴词汇的映照下无往不利。但时至今日，美国黑人的平均收入与教育水平并未实现AA法案初衷设想的那样与白人“平起平坐”。看看破败的黑人内城区与高企的犯罪率，“结果公平”的成效并不显著。

不但如此，AA法案在“政治正确”的大纛下大打“多样化”牌，以强制配额与优先照顾等手段对入学机会、就业机会进行再分配，已经实实在在地伤害到了其他族裔的利益，素来以注重教育、工作勤勉见称的亚裔族群就此成为“最受伤的人”，几个蓝州搞过的“亚裔细分法案”更可谓“变本加厉”地蔑视亚裔的学习成绩。

AA法案其实有悖于民权运动的初衷，这是不少保守派黑人的共鸣。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就多次回忆，自己屡屡被怀疑是不是靠着“平权法案”的扶持政策才混进名校，这让他感觉自己的真才实学受到了侮辱；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认为AA法案乃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灾难”，“机会平等政策本是为了对抗种族主义，平权法案却成了新型的种族主义作俑者”。

有关AA法案的种种争议，既是“公正”（justice）、“公平”（fairness）、“机会平等”（equal opportunity）、“平等”（equal）、“均等”（egalitarian）这些概念彼此混淆的结果。“平权法案”数十年来渐有南辕北辙之忧，正是因为以“均等”混淆“平等”，以“结果平等”吞吃“机会平等”，以似是而非的“公正”剥夺程序合理的“公平”。

关照或是打压特定族裔，为了特定族裔调整入学标准，首先就破坏了公平的准则。以“多样化”的名义暗度陈仓“均等”，也无异于惩罚真正付出努力的那些优秀学生。对于美国这个自诩为“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 的新世界沃土而言，“均等”无异于动摇“美国梦”的立国神话。这已不是追求平等权利，还是搞逆向种族主义。

“平权法案”之“平”，抑或“肯定性行动”“扶持行动”之“行动”本是一个临时性色彩很浓的词汇，意在以一系列政策纠正过往的不公平，纠正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的落后政策，为黑人扫清做一个平等国民的障碍，完成这项使命之后就可走入历史。但数十年下来，AA法案及其衍生的一系列“政治正确”已有永久化并更加激进的趋势，很难再说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果现状不算成功，那么AA法案为何还要继续？如果数十年来的实践说明它足够成功，那么又为何要永久化乃至更加激进下去？

为什么成绩好就一定是“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受益者，成绩差也一定要“系统性种族主义”来背锅？在这些问题上，不少自由派其实已经陷入“如果事实不符合我的理论，那就修改事实”的荒谬逻辑，比如《纽约时报》竟然说出了“亚裔在基础教育阶段享受了正向偏见，已经是事实上的受益者”这样荒谬绝伦的话。“平权法案”在理论上的南辕北辙，在实践上的事倍功半，都与这些逻辑与定义上的混乱有关。

AA法案之也是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奴隶制、种族隔离的历史债务确实在美国人心中留下了负罪感，但至今难以找到那些炫目社会科学理论之外的真正解决方案。也许，今天仍然要重新复诵一遍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不朽演说，思考“平权法案”究竟是不是做到了“孩子们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优秀程度来评价他们入学资格的国度里生活”。

（作者系媒体人、译者）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王兢